'The Pursuit of Wisdom' Public Lecture Series - Prof. David FAURE
Filial piety was recognised as a traditional virtue. Why was it good for busines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vestors of capital into business had to overcome two major problems. Firstly, the state had to recognise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 Secondly, debt liability had to remain valid beyond an individual’s life tim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emergence of company law dealt with those two problems, so that the company might be recognised as a “legal pers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China had no company law,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the ancestor in south China remarkably stood in for the “legal person”.
Professor David Faure gave this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filial piety in China under the topic of “Filial Piety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Why Is Filial Piety Good For Business?” in the lecture on 9 September. The lecture drew about 200 CUHK staff members and students, alumni,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He had a fruitful discussion with the moderator Vincent Tsui (an alumnus of CUHK) and also took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Prof. FAURE's articl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hinese version only)
孝道與產業：為甚麼「孝」有助商業發展？（撰文：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及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科大衛教授）
「孝」是傳統美德，迄今仍備受華人社會重視。然而，早於明、清時代，孝道更同時推動了商業發展。如果大家留意當時的墓誌銘，便可以從中看到「孝」在商業活動中的微妙功能。
- 由科大衛教授主講的第六場「智慧的探索」講座吸引約200名中大師生、校友、中學生及公眾人士出席，全場氣氛熱烈。
營商少不免要與合作夥伴簽訂合約。今天我們與某公司簽約時，不會擔心對方的東主忽然身故，繼而賴賬，因為締約雙方皆受公司法保障，若締約者是作為「法人」的商業公司，即使東主身故，合約仍然有效。
然而，明、清時代的中國並未有公司法，從明代汪道昆《太函集》所記載的一篇墓誌銘中，便可以窺探當時商人面對的難題。
話說在嘉靖年間，來自徽州府休寧縣（今安徽黃山）的程長公，其父親不幸客死異鄉。長公趕往當地處理後事，不幸該年失收，經濟十分蕭條。曾經向長公父親借貸的人，紛紛藉着其死訊銷毀借據，賴債不還。
長公討債不遂，無法周轉，更難以償還自家欠債。有人建議長公不妨依樣賴債，惟長公堅稱不能拖累父親名聲，遂賣田宅家當，替父親還清生前債務。多年之後，長公憑着良好信譽，經營借貸業務，更大舉成功。
- 科大衞教授與主持人及校友徐緣先生（左）交流討論。
這個長公的故事告訴我們：在沒有公司法的明清社會裏，時人的債務合約，如何能夠超越人類的自然生命周期？只有像長公一類的孝子賢孫，因着「孝」而履行先輩的合約精神，建立了超越個人生命期的信譽，成為墓誌銘所載的出色商人。由此可見，「孝」不但是兩代人之間的關係，更有助建立與經濟活動密不可分的「信譽」。
古今孝義各有不同
談到「孝」，必須留意當時的「孝」與今略有不同。今天的「孝」多為尊敬侍奉在世的父母輩；惟據學者李中清就清代中國人口研究所載，當時人的平均壽命不過31歲，從此推算「兩代同堂」的重疊時間極短。換言之，時人所「孝」的對象，除在世雙親外，更多為已逝祖先，拜祖先為「孝」的核心，繼而擴至整個宗族，帶有宗教色彩。
「孝」是備受推崇的美德，商業卻似是世俗私利，兩者何以共存？筆者在拙作《皇帝和祖宗》曾寫道「把宗族這個理念推廣普及的理學家朱熹，就等於中國的孟特維爾（Mandeville）」。朱子認為宗族成員進行商業活動，雖是謀取利益，卻對家族整體有益。譬如程長公營商出色，程家自然亦有所體面，光宗耀祖。朱子與孟氏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宗族利益遂得以透過孝道鞏固，成為商業活動的支柱。
- 祠堂制度某程度上令華南宗族擁有類似「法人」的地位。
從祠堂探財產管理
當時華南宗族的祠堂制度，某程度上亦令宗族擁有類似「法人」的地位。
宗族除了傳承身份認同，亦像一所「控股公司」，各房子孫則有如「信託基金」的成員，共同參與財產管理。明霍韜（1487-1540）所著《霍渭涯家訓》中，便有關於「報功最」的記載：霍家子孫每年元旦需齊集祠堂，向堂內祖先朗讀滙報該年的個人收入及所購田地，即為「功最」。家訓更為收入多寡釐定等級，收入多者獲賞，收入少者受罰。
霍氏來自佛山，筆者後來亦找到長公故鄉徽州的相關記載，說明此法曾行於南北。其後，「功最」很快便由賬簿制度所取代——以賬簿記錄宗族財產，由族人集中管理，或各房輪流管理。賬簿漸漸取代了「報功最」的功能，惟箇中的宗族紐帶仍維持不變，而各房參與的模式，更可被視為合夥制度的雛形。
- 儘管部分宗族活動及儀式承傳至今，惟「孝」有助商業發展的時代已不復再。
從朱子《家禮》的理學理想，至明清時代敬宗收族的實踐，承載先人神主牌的祠堂往往成為聚落的核心，構成南中國鄉土社會關鍵的景觀。以「孝」為理論核心的鄉村社會，本身就蘊含着那個時代的商業合作形式。
以宗族維繫的財產管理模式一直於明、清盛行，至1865年港英殖民地政府引入公司法，中國商人洞悉其好處，紛紛來港註冊公司。後來清政府亦於1903年訂立《公司律》，當時部分家族更成立公司，管理宗族財產。至此，由「孝」推動的經濟模式，可謂正式畫上句號。
今天走訪霍韜故鄉佛山石頭村，仍可見霍氏祠堂及宗族活動，宗族儀式仍傳承至今，惟「孝」有助商業發展的時代已不復再。
